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特定的科学知识体系。 在后人看来，它们看似荒唐，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学问，甚至会直接塑造大众的价值观。 与日常生活。
在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体系中，相术无疑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门类，它曾经盛行于许多古代国家和民族。
中国的面相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面相学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包括亚里士多德。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面相学逐渐被边缘化，现在几乎成了伪科学的代名词。 但在19世纪的英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颅相学浪潮，让普通人为之疯狂。 传播颅相学的人也成为当时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知识分子明星。
根据颅相学原理划分大脑功能
科学与伪科学
颅相学可以看作是相学的一种变体，由维也纳医生弗朗茨·约瑟夫·高卢创立。 相较于那些古老的地相学，颅相学的学说在某些方面隐约带有现代科学的影子。 对此，历史学家罗杰·库特总结道：
(1)大脑是思维的器官； (2)大脑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精神器官的集合； (3)这些精神器官或生理功能位于大脑的不同功能区； (4) )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以心理器官的相对大小作为该器官所代表的能力大小的指标； 诊断心智能力的内部状况。
后人提到颅相学，大多只知道最后一点。 而这也是颅相学从所谓的科学理论迅速变成伪科学的重要原因。
在《科普的文化意义》一书中，罗杰·库特详细考察了颅相学的兴衰，重点关注科学在城市化与工业社会融合过程中的社会影响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作者采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颅相学后来的发展，对今天的读者很有启发，帮助人们更直观地理解一门科学是如何一步步沦为伪科学的。
大脑中的布罗卡区
作为大脑和人格科学的综合理论，戈尔的颅相学仍然只是部分了解。 虽然颅相学的科学属性并不容易辨认，但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神经生理学的发展就已经在某些方面证实了它的科学可信度。 “我们今天称之为‘布罗卡脑回’的区域位于高尔标记的语言功能区内，”库特说。
皮埃尔·布洛卡 ( Broca) 对“语言回”的重大发现反而证实了颅相学关于大脑功能划分的一般概念。 到了20年代，科学家才勉强承认颅相学的原理是正确的，“当人们开始讨论大脑皮层的结构时，高尔和颅相学的影响依然存在”。
然而，作为一种“缺乏绝对真理”的学说，颅相学在19世纪引起的争议及其对公众的影响极为复杂，它几乎囊括了一种知识体系可能产生的所有典型效应，因此， ，这种趋势不能用简单的伪科学来定义。
虽然后来的科学家证明了颅相学的一些价值，但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是如何从令人垂涎的新科学变成被嘲笑为人格分析的。
弗朗茨·约瑟夫·高尔
大众科学
早在 19 世纪初，颅相学就对各个阶层都有吸引力。 这种对个人性格的理论分析结果已成为许多职业招聘的先决条件； 同时，许多专业人士也对头骨和人类学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
然而，包括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对颅相学的态度却十分矛盾。 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谴责“颅相学的支持者是头脑简单的教条主义者”。 医学界的一些人倾向于将戈尔的理论与其流行版本区分开来。
无论采取何种态度和立场，当人们总结颅相学的堕落时，罪魁祸首大多归咎于那些“处处测量人性格的徘徊者”、“凭空捏造的首席测试员”和“颅相催眠师”。 . 巫师和算命先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颅相学面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谴责，以及越来越大的流行影响。
19世纪下半叶，随着颅相学的彻底普及，老百姓成为这一学说最忠实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它迎合了大众的实际需求、娱乐、欲望和理解，”库特指出。 “这些颅相学的新消费者既没有钱也没有耐心也没有胃口去消化社会特权阶层吹嘘的权利。” 改革成果。”
1860 年之后，颅相学市场被底层的执业“教授”所主导，一些人将颅相学视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苦难和贫困的生活。 人们被告知，颅相学可以在精神和道德上提升他们，使其超越今生的不幸，接近造物主的完美。
维多利亚晚期颅相学给人的印象是“更明显的反精英反智主义”。 为了反驳知识分子的价值，一些人强烈支持颅相学的普及，声称它“必须是一门大众科学，平民的科学”，而不是博学的贵族的科学。
它“需要处于一种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令人兴奋的逆境状态”。 库特总结说，这种语言表达了普通人“对他们的社会和知识排斥以及文化排斥的不满”。
英国平民阶层也借此机会向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理论发起挑战，强调简单实用可以看作是平民百姓对精英文化的回应。
廉价的自我安慰
然而，普及的颅相学很快就与招魂术合并了。 尽管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薄弱，但普通民众在心理、社会结构和修辞方面有相互加强的趋势。
控制大脑意味着控制身体，它代表了不受宗教权威约束的愿望。 民间奇术，包括顺势疗法、水疗、催眠和超感官视觉，“都来自于已经过时的颅相学流派，”一名颅相学叛逃者发现。
作为一种信仰和治疗手段，招魂术的流行也与颅相学的实践密切相关，他们所倡导的反智主义也带有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
维多利亚晚期的颅相学逐渐失去了它在社会底层自觉意识中所追求的科学形象，而被用来反抗各种外界的压迫，因而有了解放的意味。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颅相学并没有那么崇高的价值。 它只是日常生活的工具。 用它的一些原理和方法来教育孩子，提高修养，经营婚姻，开发自我潜能，追求人生。 目标等等。
“那些努力超越自己等级的人，”库特写道，“最容易积累知识，并且喜欢用假装深奥的方式‘震惊他们的同胞’。” “它被视为世俗宗教 获得自我满足、安慰和希望的手段，是包罗万象的宇宙计划和持续和谐的不可磨灭的证据。”
公众不可能“无偿”地抛弃它，而专家的意见只会让人们不再与专家对话，继续通过这种“便宜、简单、安全”的方式处理“生死攸关”的事情。方便的启示”。 生与死、性和家庭、秩序与意义”以及生活中其他重要而持久的问题。
这股颅相学的普及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颅相学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当代颅相学
尽管库特认为未来永远不会有颅相学这样的东西，但它有能力“将难以捉摸的演绎成可感知的，同时充分解释人类的思想，乐观地预测并对人类状况施加影响”。 ，但他也意识到，随后智商和应用心理学的兴起“恰好在颅相学停止的地方重新开始”。
在库特看来，这反映了人们如何从颅相学的科学信仰（而不是生动的想象）中破译文化内容，因为“新的心理测试方法不断使大脑尤其是智力机能成为众所周知的鼓励竞争性关注的文化器官”自己的差异”。
颅相学大众化的趋势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确实后继有人。 形形色色的人格分析、大众心理学、哲学启示录都在试图教人们如何“活出自己”，最受追捧的演讲者也从普通的“教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明星。
他们把一些复杂的理论简化成一套励志的话，用来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
另一方面，颅相学所提倡的基础理论（而非通俗化的版本）至今仍以变脸的形式出现。 例如，剑桥大学研究员凯瑟琳史汀生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当代“新颅相学”趋势，即利用人工智能研究犯罪特征。
当颅相学和颅相学被用于犯罪学研究时，如何判断其科学性再次成为极具争议的话题。 颅相学在 19 世纪初面临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它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流行。
从科学到伪科学，颅相学的整个演变过程对当今世界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个严肃的知识体系在普及的过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 如果随意歪曲和简化，这个知识体系乃至科学理论本身都会受到伤害。
同时，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获得某种精神刺激的时候，也要对那些看似美妙的理论保持足够的辨别力。 知识的力量并不是因为它能带来情感上的安慰，或者具有励志的作用，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向往的东西。
毕竟，知识带给人的快乐，可能与世俗生活无关。 人们很难指望能够从严肃的科学理论中直接得到解决自我现实困境的灵丹妙药。